春节将至，受疫情影响，全国各地先后发出了“就地过年”的倡议。很多人把归途变成了坚守，把阖家团圆变成了视频通话，但我却是请假“回家”过的年。
得知娘摔倒的消息是在半个月前，而那时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。爹说，骨头没事儿，头里面也没事儿，不过头上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，一直下不去，但是做CT和核磁共振也没有看出什么异样。
几天后，爹又打来电话说查出娘长了个脑膜瘤，我心里一紧。他接着说专家已经做了会诊，初步认定是良性的，建议一个月后复查，我心里凉快了许多。
腊月二十二我又接到爹的电话，说娘说不成话，走不了路了。我的头轰的一声鸣响，心口也像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，后面爹说了什么也没有听清楚，只记得爹说医生怀疑是脑血栓引起的，但是还得做进一步的检查。我决定马上做核酸检测，拿了结果就赶往涿州。但是父亲说疫情期间来一次很费劲，你又是老师，工作很特殊，等等进一步检查的结果出来再说吧，也许不需要来。
腊月二十三下午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爹打电话说是两个多月以前摔到的部位，有慢性出血，形成的血肿压迫了大脑神经，需要打孔做一个引流手术。不论结果好坏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，再说血肿压迫总比血栓要好许多。
我们姐弟五个连夜做了核酸检测，晚上又给单位负责防疫的人员打电话报备，向领导请假。第二天早晨九点取出结果，我便驱车回馆陶老家接上四个姐姐，从高德地图上搜出防疫路线导往涿州。一路上途经济聊、德上、大广等高速，历时5小时10分，终于在擦黑儿赶到了涿州。
二弟打来电话，说住院手续已经办妥，目前娘的病情稳定，特殊时期，一床一陪护，来医院也见不到娘，不如先到家里。
晚上我睡母亲的铺。爹这几天心急上火，咳嗽不止，人上了年纪受不住事儿，不住地叹气。枕着娘枕的枕头，盖着娘盖的被子，围在娘的气息里，我一夜未眠。
手术安排在腊月二十四下午一点四十。从病房到手术室，四姐和二弟推着娘随医护人员坐电梯，我们四个快步跑下步梯，总算随娘走了一截路。娘的精神还好，只是嘴唇一直紧绷着。
手术室外十八九个家属，喇叭里不时传来“某某某家属接病床”的声音。我们既害怕喊我们早了，又盼着娘的手术早点做好。
十六点四十，喇叭里终于喊出了娘的名字，我快步跑到电梯口，走到娘的床前。看到娘已经醒来，我的担心少了许多。我俯在娘的耳边问：“娘，认识我吗？”“冬至儿。”娘清楚响亮地喊出了我的乳名。我的鼻子一酸，两汪眼泪在眶子里直打转儿，这泪水里有心疼也有欣喜。
手术完第一天晚上，仍是二弟一人陪护。我在住院楼的楼道里躺了一晚，刚做完手术，以免有什么意外。第二天我进入病房时，娘已经恢复了许多气力，只是脸色苍白，头上还插着两根管子，管子的另一端是两个盛血水的瓶子，看着这些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。
医生和同病房的家属都说娘的身体棒，意志坚强。娘术后一直很清醒，没有出现呕吐等不适，心态也很乐观，还不忘夸医生医术高明，护士个个都是好姑娘。
和二弟同在的几天大多是他照顾娘，端水、喂饭、洗脸、擦身子……这些天排行老末儿的二弟受了不少累，也受了不少锻炼。
二弟回家后，我才开始伺候娘，那时娘身上的管子都抽了，所有的监护仪器也都撤了。她老人家本来就不愿意烦别人，除了喝水、喂饭、端便盆儿需要我，翻身、垫腿、洗手、擦脸，娘都是自己做。
娘精神好时，我们俩就说话儿，从我们小时候讲到现在，从现在又捋回小时候。娘睡的时候，我就读散文集《我们的母亲》。书是我来之前挑选的。好的文字能唤醒沉睡的情感，从作者们那平淡朴实的文字里，我感受着他们的和自己的幸福与感动，咀嚼着他们的和自己的疼痛与追悔。读着别人的娘，守着自己的娘，我才真正清晰立体地认识到了娘的平凡与伟大。
除夕这一天，整个病房也有了年的味道，这味道没有声响，却更接近年味儿的本质。九床的小伙子内心粗糙，这一天声气也温柔了许多；十床的姐弟俩仍是不厌其烦地笑着和老爷子玩儿认人游戏；十一床的老大姐脸上没有了刚入院时的愁容。
我给娘换了新的病号服和新的铺盖。二弟带来饺子和一瓶酒，明年是娘的本命年，四姐带来了母亲的红衣服。娘以水代酒，我斟上一杯，我们娘俩酒杯高举，我祝娘早日康复，牛年更牛，永远牛。娘祝我们工作顺利，平平安安。
年让父母儿女都结束了辗转，忘记了辛苦，卸下了铠甲；年老与疾病让父母放下矜持和难为情。儿女通过对父母的伺候完成了一次时光与心灵的回溯，只是父母儿女角色互换了。这个时候，父母子女都更深刻地理解需要与被需要的意义。
从前所谓的在家过年，无非是心安理得地从娘那里获得不尽的关爱与温暖。小时候急着放鞭炮，跑着玩儿；长大后忙着应酬，年夜饭也是草草吃几口便和兄弟朋友一起喝酒去了。一喝喝到凌晨，惹娘操了不少心。
现在，我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守着娘。有句老话儿说，娘在哪儿哪儿就是家，今年我算是在家过了一个年。
李洪玺，邯郸馆陶县人，涉县第三中学教师，喜欢阅读写文。清漳两岸投稿邮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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